《鸜鹆图》局部赵佶◎王建南

展览：百花呈瑞——南京博物院藏历代花鸟画迎春特展

展期：.12.26-.03.28

地点：南京博物院特展馆8号展厅

东晋的陶渊明归园田居时曾写下：“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这首诗表达了中国人对于生存环境的美好向往。延续千余年的花鸟画便是满足人们内心情感诉求的最佳方式之一。

年新春之际，南京博物院汇聚了馆藏宋元至20世纪众多花鸟画名家名作，推出“百花呈瑞”特展，使观众有机会一探中国花鸟画发展的历程。

花鸟的审美

花鸟画作为传统的三大画科之一，至隋唐五代时期，才形成独立的一科，并迅速演化为“黄筌富贵”和“徐熙野逸”两大主要流派。花鸟画虽然在起步时间上落后于人物与山水，却迅速成为历朝历代最受喜爱的画种。宋代无疑是花鸟画获得空前发展的时期，以工笔写生为代表的一大批画家，将花鸟创作推至鼎盛。其间，以苏轼为首的文人士大夫大力倡导笔墨精神，至元代实现了花鸟画的水墨转型，明、清两代开创出水墨大写意花鸟的新风尚，与宫廷传统的严谨明丽的花鸟风格并驾齐驱。近现代的花鸟画吸收了西方绘画的表达方式，在继承中有革新。

中国花鸟画与传统文化紧紧相连，在宫廷花鸟的艺术审美中，“成教化，助人伦”成为品评作品的最高标准，儒家思想在其中发挥着核心作用。试看明代宫廷院体花鸟画的两位领军人物：边景昭在唐宋传统工笔画基础上开拓出花鸟形态上的恢弘气势，孙隆则把五代徐崇嗣的“没骨法”发扬光大，以粗笔画法展现潇洒与灵动。本展虽然没有两位的作品到场，但可以从继承者身上体会其特色。

林良继承了孙隆，创花鸟画院体粗笔水墨形态。《秋坡聚禽图》写坡石草丛，禽鸟四对，嬉闹枝头石上，鹊翔亭半空，一鹦鸽藏于坡后，一对锦鸡扑沙舒翅，嘻于坡上，鸽唱鹊噪，热闹非凡。风格奔放，为林良典型的粗笔写意之作。吕纪虽走精细一路，却兼具边景昭与孙隆之美，他的院体工笔花鸟画突出展现了明代审美理想，《榴花双莺图》便是代表。一对黄鹂栖于盛开的石榴枝头，一上一下，鸣啼的姿态，一个向右，一个向左，相映成趣，将画里与画外联通。其构图形式延续了宋代折枝花卉的图式，设色更近南宋院体风貌，明艳绚丽，生动活泼。

花鸟的精神

由于明初太祖朱元璋倡导“威勇奋发”的立国精神，他最欣赏极具力量感的鹰、隼类猛禽，喜其能展现“如雷霆之震迅”之势，爱其“扶摇凌云”之志，导致宫廷绘画题材中出现了大量鹰隼图。殷偕善画此类题材，他的《鹰击天鹅图》用谨严精细之笔，描绘了苍鹰凌空击天鹅的瞬间。大量的白粉用于描绘天鹅和鹰的翅羽，层层积染所达到的紧实效果，充分展现出两只飞禽在半空中的分量感，其画法直入宋人院体之妙。另有张路的《苍鹰逐兔图》，荒草间，一只野兔如一道闪电向左窜去。上方空中一只苍鹰俯冲下来，双目犀利，双爪收紧。此时，枯草在疾风中摇曳，右下方不远处一对鹊雀闻声惊飞，脱身而逃。

宫廷画家的确出手不凡，但也必须承旨行事，而朝堂之外的画家则自由许多，画题偏向文人情志，产生了众多“四君子”题材的作品。本展有两幅珍贵的元代墨竹作品，为倪瓒的《古木丛篁图》和李衎的《修篁树石图》。两位画竹高手围绕竹与石大做文章，隐喻了以竹“比德”的精神。在宋、元墨竹所取得的成就基础上，明代进一步地丰富了水墨风格更加多元化的梅、兰、竹、菊题材。

从明代早期墨竹代表画家夏昶的《满林春雨图》到明中后期墨兰代表画家周天球的《兰花图》中，可以窥见文人画家更多地介入职业画家的题材，并开始向自娱自乐的方向转移，至清代，甚至到了泛滥的程度，不管是职业画家还是文人，谁都能随手涂抹上几笔。

此时才方显“扬州八怪”的艺术性与独特性，其中尤以郑板桥和金农为甚。郑板桥的墨竹与墨兰，总能建立起与石头的巧妙搭配关系。他的《托根乱岩图》在思想性和抒情性上胜人一筹，那首著名的“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以糅杂着真草篆隶的书体题写在左侧，在清代众多的梅兰竹菊图中，识别度极高。

金农的《玉壶春色图》以大面积的水墨铸成粗壮的梅干，立定画幅正中，贯通上下，形成顶天立地之势，又以大笔铺枝，星星点点的白色梅瓣散落其间，形成了极强的聚散组合关系。右侧三行长长的题跋，以他特有的“漆书”笔法点题，别有一股金石味道。

明代中期的陈淳与徐渭开创了水墨大写意花卉画风。陈淳的《松石萱花图》，绘一株古松，一尊湖石，一茎萱花，一丛墨兰，相互掩映成趣，墨色淡雅疏朗。相较于陈淳柔和中的随性，徐渭则以淋漓的笔墨突现摄人的气势。《三友图》中，松、竹、梅围绕着一块浓墨染成的顽石，一齐依靠在右侧，留出左上角题诗一首。全卷笔墨疏离参差，似有些凌乱，实则安插有度，构图严密。

花鸟的祥和

中国花鸟画步入二十世纪，迎来了一个创作的新高峰。首先是南方形成了以上海为中心的“海上画派”，大胆开拓出大写意的明丽色彩画法。赵之谦、虚谷、任伯年、吴昌硕等都是善于用色的代表人物。

本展中有一幅汪亚尘的《九如图》，九条金鱼游弋在水草间，红鳞碧藻，水光尾影，活灵活现。九尾金鱼，寓意“九如”，这是自古以来中国人喜爱金鱼的原因，九条金鱼寄托着百姓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近现代工笔花鸟大家陈之佛的《梅鹤迎春图》更是表达了祥和的气氛。画中的双鹤，一只高昂脖颈，一只附身曲颈，姿态灵动婉转，与遒劲的梅干形成了呼应。全画虽采用细腻的工笔手法，却不失活泼开朗，寓雍容华美于其中。

北方以京津地区为核心的画派注重传统，以陈师曾、金城、陈半丁、齐白石等为代表的画家推陈出新，展现出大写意花鸟画的新形态。

展览中齐白石的《群虾图》最为百姓喜闻乐见，与“九如图”一样，寓意生活的安宁与祥和。画中十三只虾形态各异，鱼贯而行，从右上方游向左下方。左侧上方一排茨菇叶，笔直向上，如哨兵般肃立观望。齐白石用淡墨勾勒出晶莹剔透小虾躯体，浓淡相间的墨色恰好刻画出通身透明的质感。老画家照例没有画水，观者却能够真真切切地感受到水在流动，小虾游弋其中，自由自在。

当齐白石在故都用画笔抚慰自己的思乡之情时，万里之遥的岭南地区出现了受日本和西方绘画思想影响而主张创立新中国画的一批画家，其中以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何香凝等人为主，他们创作出更具写实性、更具视觉冲击感的作品。而从欧洲留学归来的油画家也尝试以一整套西画表现技法改革传统中国花鸟画，其中尤以林风眠和徐悲鸿为最。其中识别度最高、最为成功的题材当属徐悲鸿的马。本展中的《立马图》绘有一匹骏马，背立昂首，身形矫健俊美。徐悲鸿以饱酣奔放的墨色勾勒出头、颈、胸、腿等转折部位，以干笔扫出鬃尾，浓淡干湿浑然天成。

中国人虽然描画花鸟，其立意往往关乎人事。郑板桥曾有题画诗：“一枝一叶总关情。”古人正是通过花鸟草木阐发出对于真善美的体认，托物以言情。欣赏中国花鸟画之美，不仅在于技法与画意，更在于民族精神的领悟与弘扬。中国花鸟画似一潭活水，具有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文化与精神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