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致美极，雅俗共赏，千古绝唱

——杜甫绝句“两个黄鹂鸣翠柳”审美谈

文/张发安编辑/磐石

说到唐诗中的七绝，称王之涣的“凉州词”为压卷作的人居多，此外，也有说王昌龄的“出塞”（其一），也有说李白的“早发白帝城”，等等，而杜甫的七言绝句，只有“江南逢李龟年”一诗，被人作为杜诗七绝的首选，而“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诗，却被一些诗评家以不合起承转合的法则，四句皆对仗“有板滞之嫌”而贬之。余以为，此说有待讨论。尽管杜甫这首诗被人用带锈的铁镣锁定，然而“两个黄鹂鸣翠柳”却为中国人民所喜闻乐道，广为传诵。其原因是语言浅显，诗中有画。从审美角度看，杜甫这首七绝，更应当是对少年儿童进行“诗教”和审美教育的最好教材。用杜甫这四句诗来讲形式美的基本法则：对称与均衡，“黄金分割法”，实在是最好的例证。

曾有人用一般的艺术法则分析此诗，仅仅二十八字的篇幅，蕴涵着多层的矛盾统一，诸如：多与少、高与低、远与近、动与静，以及色彩上的深与浅，等等，进行过审美分析，但这只是就四幅画面进行解读，并未看到诗人的匠心之所在。

笔者认为，杜甫这首七绝，最奇妙的是“蒙太奇”艺术的运用。虽说那时没有“蒙太奇”这个概念，但杜甫已经从艺术的实践中悟到这种巧构，而且很精致地运用在他的创作中了。

所谓“蒙太奇”，本是电影艺术中的分切镜头组合的手段。法语是“剪接”的意思。当不同镜头拼接在一起时，往往会产生各个镜头单独存在时所不具有的特定含义。爱森斯坦说：其效果“不是两数之和，而是两数之积”。古诗中，采用这种方法的人不少。唐代边塞诗的典范之作高适《燕歌行》中的“蒙太奇”就出现过三处：“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铁衣远戍辛勤久，玉箸应啼别离后。……少妇城南欲断肠，征人蓟北空回首。”如此三处“蒙太奇”的运用，绘制出唐代边塞风云中一幅幅血腥的长卷。其间将征夫远戍的效命疆场与闺中少妇的彻骨相思，以及士卒与将帅的苦乐悬殊，作了鲜明的对照，隐伏着强烈的讽刺与谴责。正是这种“蒙太奇”艺术手法的运用，在巨大的时空转换中使诗作具有了厚重的历史内涵和审美价值。

说到杜甫的“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诗，曾有人以“起承转合”的“死套”来批评此诗，并说四句皆是对仗，“有板滞之嫌”。这一说法，实在是不懂杜甫的匠心所在，不懂“蒙太奇”艺术在诗的意境建构上的巧妙运用。

杜甫这四句诗，四幅画面，可以说一句一转，转得自然巧妙，画面剪辑十分贴切，顺势成章，不见斧凿痕迹。

杜甫这四句诗，全是意象并列组合，它与“细草微风岸，危墙独夜舟”这种意象并列而无动词的组合有所不同。这不同就在于诗后两句的动词“含”和“泊”跟前两句的动词“鸣”与“上”的位置变了，同中有异，有了变化，何来“板滞”？

所谓四句皆对仗之说，也值得商榷。

美学家朱光潜用“自然艺术”和“人为艺术”来区分不同艺术的性质与种类，像杜甫这四句诗，似有人工之痕迹，然杜甫能做到如此美丽的对仗（诗中之诗）连用，且在音韵平仄上交错有致，顿挫相谐，达到了自然美与人工美的融合，真乃大巧之朴。

美学家黑格尔说：“一位杰出的艺术家总是善于抓住冷暖色调的转化的契机来尽量赋予色彩以深刻的蕴涵。”（《美学》第二卷）杜甫这四句诗，四幅画，其色彩的浓淡，上下前后的视角转换，已构成一个系统，同中有异，交相变换。组合成一幅立体的画卷，把诗人框在其中，聚焦在诗人身上。应当说，黄鹂、白鹭、西岭、船等景象，皆是诗人意志、情感、理想的对象化。正如李白的《独坐敬亭山》“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

杜甫这四句诗，从句法、组词和诗人的情绪看，都有波澜起伏的变化。首句现喜，次句潜志，转句含困，合句，有进退不得难以言说的苦情隐含其中。正是在这一“蒙太奇”的剪辑与组合中突现出诗人形象：那就是一个热爱生活又有远大理想然而被周围环境所困不能复出报国的诗人自我。只有这样去理解，才懂得这首诗既是对社会的呼喊，又是诗人自我情感的抒发。如果我们不细细去领会这四幅立体画卷，看不出四者的联系，不知其间视角转换所包含的意蕴，又不明了诗人当时处境，那就很难进入这首诗的美学境界，读不出这首绝句独特的韵味。杜甫的七绝“两个黄鹂鸣翠柳”诗，实在是美到极致，雅俗共赏，千古流传的“绝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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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发安（秋叶红也）男年生，四川省巴中市人，居重庆。重庆市作协会员、《中华诗词论坛》纵议员、《重庆诗词学会》会员。曾在《名作欣赏》、《写作》等杂志发表唐诗鉴赏论文多篇。著有《秋叶集》。有多首诗在报刊征文活动中获奖，年获《全国诗文大会》“大好河山征文”古体诗银奖，年获“伟人颂、中国梦”诗赛一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