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封建王朝中，官员之间的等级或者是官阶很多情况下通过服装来区分，在官僚众多的情况下，容易区别的等级让官员体系更规范化。到了明清时期，用以辨明官阶的标识逐渐专一化，补服是其中最为明显并且易见的一个衣饰。补服又被叫做“补子”，是一种佩于官服胸前与背上的方形或者圆形的纺织品，多数是由绣、丝等上等材料纺织而得到。

在唐朝时期就出现过类似的服饰，圆形只用于皇室，但是一直到明朝补服的图案才作为公职人员的身份象征。皇帝通过不同的飞禽与走兽的图案将官员分成文武两班，并且分为九品。在补服的穿着中有着严格的规定，一旦有官员不按规定使用补服就将受到严重惩处。

一、一片锦绣喜还乡——补服的出现依赖于官员体系的完善化

在中国数千年的各个王朝中，以不同的纹饰以及动物来区分官职的不仅仅是明朝才开始的。这种追溯甚至可以找到先秦时期，像是大汶口文化的考古资料中就有以动物命名官职以区分的记载。

《左传》记载：凤鸟氏，历正也；玄鸟氏，司分也；伯赵氏，司至者也。

真正开始使用含有不同的飞禽走兽的衣饰来区分皇室宗亲跟官员还要追溯到唐朝。唐高祖武德元年，李渊就召集他的亲卫将军，每次到了十月一就“皆服缺胯袄子，织成紫瑞兽袄子”，其中还对文官以及武官有着不一样的要求：文官以及散员官衣着无文绫袄子，将军则是服豹子或者是瑞鹰的袄子。到了武则天时期，这种给不同官阶不同官职的官员配备不一样的图案的政策有了新拓展。所有的官员都会拥有一套袍子，上面有着成对的飞禽走兽纹饰。

到了元朝，出现了一种叫做“胸背”的方形衣饰，这种饰品就是补子的前身。根据相关记载，这种服饰风格来自于金朝，金人官员服饰很多会有窄袖、盘领的样式，胸前会有饰品，多数是山水图案，也有夹杂花卉的。春季以水面风景为主，秋季则是林中雄鹿为主。这种衣服腋下不缝上，前后襟相连，很类似于补子所在的位置。金世宗还曾经按照官职来限定图案花朵的大小：三品以上的大员可以用五寸以上的花，六品以上则是只能使用三寸的花。

此时的胸背还是区分与官服单独出现的，元朝对此进行了改进，胸背的图案会直接绣在服装上。但是此时的胸背还没有严格的纹样标准，男女都可以使用，而且题材很多，有花卉、山水、鹿、凤等等。

明朝洪武元年，几乎是在朱元璋称帝的第一年，他就与朝臣商议定下了官服的式样。当时对于官员不同品阶的区别是在颜色上，一品到四品的官员使用绯红的袍子，五品到七品则是使用青色的袍子。但是也没有完全取消胸背的设定，官员会有简易的花卉纹来区分。

到了嘉靖年间，根据礼部的奏定，官服的详细划分被写到了《大明会典》上。事实上，在明英宗天顺二年就严格规定了龙、飞鱼、斗牛、鹏、狮子等图案只能由皇室使用，一般平民不允许使用。在《大明会典》有了详细规定之后，补服正式出现在了朝堂宫殿之上。

二、飞禽走兽皆花样——补服的不同花纹的使用显现出不一样的地位

明朝始终秉承着一个观点，就是等级分明才能明确威严。儒家一早就认为服饰是一个人君子风范的展现，最能体现一个人的品行，是封建规矩的关键所在。明朝时期的儒学兴盛，那么儒学关于服饰的判明也深刻影响了官员服饰体系。为了维护统治者的权威，让封建制度更为森严以及更容易进入生活的各个方面，以补服的形制来区分贵贱是最为有效的方式。

明朝的官服不仅仅有着朝服一种，还有公服、常服、祭服、燕服等等。朝服是在进表、入朝时候穿着的服装；公服则是谢恩、接旨、奏事之时使用的服装；祭服是在陪同天子祭祀宗庙、祭天时候穿着的；燕服是官员休闲设宴会去使用的服装。以上四种服装因为使用频率不高，补服不使用在这几种服装上面。

朝服等其他服装的纹饰没有像常服补子这样严格规定，像是朝服，区别品阶的方式是头冠的梁以及绶带上面。常服是官员日常视察、处置公务时候穿着的衣服，使用频率最高，所以也是补服区别的对象。

洪武年间，皇帝规定了常服需要使用的图案：公爵、侯爵、驸马的补服使用白泽与麒麟。白泽是《抱朴子》中记载的一种神兽，知晓天下一起妖怪的真名，也就可以通过真名消灭所有妖怪。中古时期统治者以及平民对于白泽的崇拜很隆重，白泽作为祥瑞的存在在明朝时期成了皇室的专属图案。麒麟则是走兽之首，麒麟出处必有祥瑞。公爵、驸马这类皇室宗亲使用的图案自然得是这种祥瑞的象征。

《抱朴子》记载：黄帝……穷神奸则记白泽之辞。

文官中，一品使用仙鹤、二品是锦鸡、三品是孔雀、四品是雁、五品白鹇、六品是鹭鸶、七品鸳鸯、八品是黄鹂鸟、九品是鹌鹑、无品的散官是鹊；武官则是以兽为尊，一、二品是狮子、三是虎、四品是豹、五品熊、六、七品是彪、八品犀、九品海马。文官的飞禽一般是一对出现，武官的走兽则是一只出现。

通过文官与武官用飞禽与走兽、皇室用神兽的纹饰，各个阶级官员的官职与官阶被严格区分开来。从文官的划分比武官详细可以看出来，明朝时期的文官数量还是占据主要位置，武官不是太被当作与文官一样级别的存在。文官的一品是仙鹤，接近仙兽的形象，体现了一品文官的地位相比于一二品武官的狮子来说还是更高的。文官的七品以下使用的都是日常随处可见的鸟类，可以看出这个品阶的官员地位十分低下。

三、朝服还需入朝来——明朝对于补服使用的限制措施以及相关的惩处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但是有了规矩也还需要有个执行措施。明朝时期因为交通的不便捷，京城传下的命令可能会很久才传递到地方。而且当时的人员受教育水平也不相同，所以皇帝规定的衣饰可能在各地的使用上有着很多问题。但是常服补子就是为了有一个严格的标准区分，所以明朝采取了相当多的政策与公告来保证这一制度的运行。

武官的品级划分比较宽松，使用的补子花样也有重复，如果一味的让武官都按这个标准使用补子，必然会造成官员的官阶混乱。而且补子的出现是为了让人们可以在远处了解到官员的身份从而决定采用什么样的礼仪应对，所以补子的详细划分以及严格的惩处措施是补服制度的运行保障。

洪武二十六年，朱元璋规定官员常服只能使用杂色的丝、绣，不得使用素色，不得使用龙凤之纹。成化二年，规定官员不得超过自己本有的地位越级使用上级才可以使用的补子花样。嘉靖年间的相关限定更是严苛：不管是在京城还是地方的官员，一旦使用了违禁的花样，直接将其与做衣服的人一起问罪；下级官如果混用了上级才能使用的纹饰，像是七品官员使用了仙鹤，直接免职论处。

仅仅有着政策的强制规定还是不够，明朝的衣服体系还会通过日常的官员教育、皇帝接见来传递衣服尊卑分明的观念。在思想上面进一步强化人们对于衣服尊卑中体现的封建秩序的认识，让官员不会做出越级穿着的事。

结语

明朝的补服是最为明显的用于区别官阶的标识，封建思想讲究尊卑有序，最好的体现就是在每日都要穿着的衣服上。但是仅仅依靠衣服形制上的变化很难将这么多级别的官员都表现得很独特分明，所以衣服上的纹饰就是最简单的区别点。补子本来的字面意义就是补全衣服的材料，到了明朝时期，随着补子进入官服式样，补子的深层含义则是补全这个人的身份与地位。

明朝的补服元素较为简洁明了，主要作用不是为了体现官员自身的本事，而是为了让他人可以一眼分出官阶从而采用相对应的接见措施。但是补服在制作工艺以及色彩搭配上越来越复杂，可以看出明朝时期服装行业的进步以及纺织技术的精细化。但是从一开始文官的双禽到后来仿照武官采用一只禽，是人们审美观念的变化让简单化的构图更为人所接受，衣饰也不断丰富化，人们对于衣着的选择权增加了。补服作为体现官阶的明显标识，在当时官僚体系还是给很多方面提供了便捷。

参考资料：

《中国古代服饰史》

《明史》

《中国服装史纲》

《中华服饰的演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