滁州西涧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

这是中唐诗人韦应物的一首七言绝句。

我们称它为七言绝句，并不是“七绝”。因为七绝是七言律绝的简称，而这首绝句，处在合律出律之间，有些王维《渭城曲》的特色。

前两句“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的平仄是“仄平平仄仄平平，仄仄平平平仄平”，是“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仄平”的平起入韵格式。而三四句“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的平仄是“平平仄仄仄平仄，仄仄平平平仄平”，虽然也是律句并相对，却和第二句失粘。

如果我们要说这是七绝，也只能称之为折腰体七绝。

这说明当时格律体虽然兴起并逐渐成为科考主流，但在创作方面，守不守格律是个自由选择的东西。

格律从来只是辅助诗歌创作，并不会去限制诗意表达——你的诗意要表达清楚，不合律就不合律嘛，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但是你的作品如果念起来不清朗通顺就不行了。

格律从来没有限制过诗意的表达。创作诗词遵守格律与否，是直通意境的两条路，哪一条都可以去。

其实对新手来说，有规则的格律诗比无规则的古体诗更容易上手，不用在乎音病，更容易把心思集中在诗意的表达之上。

可惜如今的很多人对这一点本末倒置，写不出好诗来，就怪格律，是平仄限制了自己的水平——你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水平？

韦应物写诗是半路出家。在中唐满天星斗的诗人宇宙中，韦应物有那么一点光亮，但是不算太亮。

他出身不错，以门荫入仕，年轻时飞扬跋扈，横行帝都。仗着自己在玄宗身边当差，不学无术，为害乡里。不过运气就不怎么好，当了六年差，玄宗归天之后就失势了。幸亏年纪还不大，才二十一，改弦更张，奋发苦学。不但做了官，诗歌上也精进，和刘长卿一同成为中唐代表人物，又和王维，孟浩然，柳宗元并列“王孟韦柳”，算得上田园派诗人的翘楚。

可能因为半道出家，韦应物对格律体的各种要求觉得有些滞手滞脚，所以写诗的时候没有特别去要求自己。这和现在很多人写诗的想法是一样的，只要意境到了，不在乎平仄。

不过命运就是这么奇特，混小子韦应物走上正途了，却一生都在仕途辗转。经历了肃宗、代宗、德宗三朝，一直在地方当官，不但没混成元老，反而一贫如洗。在苏州刺史任满之后，居然没钱回京等待分配，最终客死苏州寺庙之中。

他是个半路学诗，颇有成就的典型，反过来说，也是读书之后，就再没有什么仕途方面成就的文人——这说明他可能还真是认真刻苦地把自己读“傻”了。

韦应物的诗高古淡泊，不爱格律，虽然也是田园诗派的表率，却和王维、孟浩然、柳宗元各有不同。

王维是贵族，老来向佛，境界入空。孟浩然是个农民庄园主的热爱，没有仕途国运的困扰。韦应物时期，大唐从极盛转向衰落，中唐诗人心中的阴影可想而知，所以他们的创作无一例外都有归隐的心思。但是比柳宗元又缓和一点，柳宗元写田园诗，纯粹就是一路流贬一路写。

就田园风景诗的创作来看，王维高贵空灵，孟浩然质朴热爱，柳宗元愤懑伤疾。

而韦应物就是伤而不怨。

这首《滁州西涧》就非常典型，这是他在滁州任刺史的时候写的。经常有人在讲这首诗的时候认为韦应物在借景抒情，认为朝廷动荡，自己却得不到重要，是在发牢骚。

其实有点过于上纲上线，这一点不好否认，但是如果韦应物的作品读得多的话，就会发现他颇有些听天由命的意思。

不论是哀伤，还是欢喜，不论是离别，还是重逢，他的作品中总有一丝抽离不尽的忧伤——也许这就是为官三十年，却依然看不到希望的仕途对他的打击吧。

这首绝句仅仅二十八个字，未必载了许多愁。

我们不去想那些后人强注的政治寓意，仕途寄托，只是放空我们的心，跟随着韦应物在晚春去西涧走一走，淋一淋忽然而至的急雨，在无人野渡看着小舟横斜，发一会儿呆，也许更能深切感受到诗人心中的那份难以明言，难以对他人诉说的情感。

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

从字面上来说，真的没有什么好说的。文字简单直白，画面营造有序，这正是盛唐诗风的延续。而盛唐诗歌的最大特色，就是寓情于景，借景抒情。

我们把韦应物划入中唐诗人，但是很明显他在诗风上是守旧的。相对于白居易、刘禹锡、李益、刘禹锡、李贺这些在诗风上有各自突破的诗人来说，韦应物更喜欢高古的盛唐，甚至初唐诗风。

也正因为这个原因，他的诗作在诗词史的重要性没有其他中唐诗人高。

但即便是在形式上类盛唐风格，中唐诗人的情感变化，在寓情于景的“情”中，还是草蛇灰线，有迹可循。

大唐国运上被安史之乱拦腰斩断，虽然有中兴气象，终归还是往衰败滑落。大时代的隐隐向下，诗人的作品渐渐都有了一些隐逸的味道。晚唐体隐逸气质和颓废的源头，其实在大历诗人时期就已经开始显现。

《滁州西涧》中的闲情，正透露着无可奈何的隐逸之气。

在安史之乱后，唐代文人士子都陷入了这种无法抵抗、难以驾驭的悲伤之中。文辞虽美，立意却忧伤，低沉，再无盛唐飞歌的昂扬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