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宣德青花芦雁图蟋蟀罐

D:14cmH:8.6cm

RMB:4,,-5,,

宣窑，是为中国陶瓷史上最辉煌的一页！前后十年，历时虽短暂却成就了中国艺术美学上一段经典的传奇。明人张应文《清秘藏》赞誉：“我朝宣庙窑器，质料细厚，隐隐橘皮纹起，冰裂鳝血纹者，几与官、汝窑敌。即暗花者、红花者、青花者，皆发古未有，为一代绝品！”嘉靖朝谢肇淛于《五杂俎》叹曰：“宣窑不独款式端正，色泽细润，即其字画，亦皆精绝。惟宣德款制最精，距今百五十年，其价几与宋品矣！”

附图：明宪宗御花园行乐图（斗蟋蟀）

宣窑如此显赫，究其原因最根本还是与明宣宗朱瞻基本身的文艺修养密切相关（图一），明人姜绍书《无声诗史》如此评曰：“帝天藻飞翔，雅尚词翰，尤精于绘事，凡山水、人物、花竹翎毛，无不臻妙。”宣宗皇帝精通绘画，重视赵宋文艺，创设宣德画院，吸收许多著名画家入宫，汇精英于一堂，并与之交流学习，品画论道之声不绝于耳，文风极一时之盛。

因此，明宣宗为史上寥寥可数擅长文艺和献身于仁政的儒家君主，执政十年，“吏称其职，政得其平，纲纪修明，仓庾充羡，闾阎乐业。岁不能灾。盖明兴至是历年六十，民气渐舒，蒸然有治平之象矣”，史称“仁宣之治”。每于万机之暇，宣宗皇帝寄情于各式文玩，以致彼时雕漆、范金、织绣、制墨、埏埴等诸类宫廷工艺品成就斐然，皆称后世同类之典范。于此浓厚的人文氛围之中，以宣宗之文艺修养必然对其御瓷一项亲自过问与指导，必须符合其审美要求方可制样，故而造就宣德官窑品格超群，发明极多，集古今之菁华，融中外之风格，前后器类之丰富，釉色之广泛，装饰之多变，皆发古未有，是为中国陶瓷史上最辉煌的十年，故称之为“黄金十年”！

宣德御瓷烧造始于洪熙元年九月，终于宣德十年元月，期间宣德五年九月停烧，至八年再度恢复。它是由营缮所丞直接管理（营缮所为工部下属机构之一），所丞正九品，官阶虽低，然“以诸匠之精艺者为之”，在明初是由画家或巧匠担任，如永乐时著名的山水画家郭纯、弘治年间著名的花鸟画家林良等均曾担任过。惜管理宣德官窑的所丞文献失载，无从知晓。同时又派出品秩较高的内官赴厂监造，昭示明宣宗在即位之初对官窑的烧造极其重视。

明宣宗对御瓷的管理异常严格，极力捍卫皇权独尊的地位，从对第一任督造少监张善私分御瓷一事的处理结果可见一斑。据《明宣宗实录》宣德二年十二月癸亥载：“内官张善伏诛，善往饶州监造瓷器，贪黩酷虐，下人不堪。所造御用器多以分馈同列。事闻，上命斩于市，枭首以殉。”同时，对御瓷落选品的处理制度之严格亦是为有明一代之最。珠山过去数十年的考古发现揭示，窑址出土的宣德御瓷绝大多数都成窝状堆积，每一窝的品种大致相近，这些遗迹表明宣德御器厂的次品或者废品都是执行“分类摧毁，单独埋藏”的处理制度，是为了严防落选御瓷被窃，流向社会而采取的一项较为周密的措施。

正因为有上述严格的管理制度，每一件宣德御瓷均经过苛刻的筛选之后方可上贡，品格自然不凡，以致深获得世人无上推崇，生出“惟宣德款制最精”之感叹。

本品御制青花鹰雁图蟋蟀罐为宣窑之旷世隽品，极负盛名，其形端庄秀雅，简洁清新，外壁以青花绘草叶茂盛的汀渚，两翠鸟隐于水蓼之中，空中芦雁正展翅飞翔，而一只弯嘴锐利、四趾钩爪的海东青紧跟其后，动感十足，唯恐错过猎物的神情逼真地展现。青花发色浓重而富见层次感，不失水墨效果，此等水准为宣窑青花瓷器之最上乘者。其盖已佚，推测其纹饰内容应该与珠山年考古出土者一致，绘画飞鹰猎犬图。（图二）

图二宣窑青花鹰雁纹蟋蟀罐（坐盖式）年珠山中华路出土

本品纹饰为宣窑所独用，综览大量的传世与出土的宣德官窑遗物,除蟋蟀罐之外,其他器皿上都没有出现过鹰犬纹。景德镇御器厂在明宣宗使用的青花蟋蟀罐上绘制此类纹饰,显然与宣德皇帝的牧猎生活有关,因为鹰犬是猎人最好的帮手。考其来源，由于鹰是鸟中的猎手,其性格勇敢顽强,其形象威武机警,其行动快速敏捷,检明宣德元年至十年(西元—)的李朝世宗庄宪大王实录,在这一时期明宣宗曾派遣内官尹凤、金满等至朝鲜索鹰取犬,朝鲜也遣所谓“进鹰使”至北京贡鹰,以及李朝为了满足宣德帝贪得无厌的要求,而采取的捕鹰、搜犬的措施,竟有48条之多!

如宣德四年十一月甲辰明使在朝鲜宣读宣德帝圣旨谓:

惟王聪明特达,恭事朝廷,前遣人所进海青、鹰犬,足见王之至诚,朕深嘉悦,兹遣内官金满赉敕谕王,特赐白瓷器十五桌。王国中有好海青及笼黄鹰大犬,寻访进来,尤见王之美意。

又宣德五年四月记明使向世宗宣读宣德圣旨谓:

王至诚事大,无一事或违。今进白角鹰,前后所无。一出于宋徽宗时,而画影一本流传而已。朕所常佩带环,今特函赐。

宣宗皇帝把自己御用的带环和官窑白瓷赏赐给进鹰称旨的李朝庄宪大王,蟋蟀罐纹饰显然是他的“鹰犬之好”的反映,其鹰的形象也极有可能来自朝鲜的海东青。因此，著名学者刘新园先生考证认为此式蟋蟀罐外壁所画之飞鹰,当以朝鲜进贡的海东青为蓝本，而罐盖纹样则是来自中亚的一则传闻,即能“产”狗的皂雕和所谓“鹰背狗”。蟋蟀罐上的两组纹样，显然是宣宗皇帝有“鹰犬之好”的实证。

本品胎釉精良，釉质莹润透亮，微泛青色，胎骨细致，虽有瑕疵，然不掩其美，底书“大明宣德年制”青花料楷书款位于中心，六字双行排列，款识周边以双线圆圈。款识笔法工整，清秀刚劲，骨肉匀称，自然大方。笔划粗细适中，笔法遒劲有力、朴拙苍健。宣德朝御瓷款识的粉本应出自当时大书法家沈度之手。沈氏对明初宫廷文化生活影响颇大。明焦竑《玉堂丛话》卷七“巧艺”条记述：“度书独为上所爱，凡玉册、金简，用之宗庙朝廷、藏秘府、施四裔、刻之贞石，必命度书之”。明宣德皇帝之书风亦深受其影响：据明王世贞《艺苑厄言》载，“宣宗书出沈华亭（度）兄弟，而能于圆熟之外，以遒劲发之。”沈度著名墨迹《张桓墓碣铭》中的“大”、“宣德”三字与此洗款识所写非常相像。可见宣德瓷器上的年款或由沈度书写后，再交工匠临摹上瓷。宣德御瓷均遵循了严格的程式，处处彰显皇权独尊的不凡，故终明之世，精光不泯。故明田艺蘅在《留青日札》中更是惊呼：“宣德之贵，今与汝敌!”

目前所见，考古遗址出土和传世品，宣窑蟋蟀罐式样分两大类：平盖式和坐盖式。（图三）

图三

平盖式宣窑蟋蟀罐，年出土于珠山中路明御器厂故址南院的东墙边，青釉青花写款者一例，与现北京故宫博物馆藏一致，后者缺盖，青花双圈六字两行竖款，典藏号为：新（新字号藏品，说明非清宫旧藏，是年以后入藏）

图四明宣窑仿汝釉蟋蟀罐高11.2cm，口径13.6cm，足径13cm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二、坐盖式宣窑蟋蟀罐，集中于年春中华路明御器厂东门故址附近出土，一共21件，拼复度非常高，其圈足与盖的内底都有“大明宣德年制”单行青花楷书款。罐底款竖排，盖内底款横排。出土的虫罐纹饰有龙凤、海兽、松、竹、梅、瓜果、牡丹、樱桃及小鸟等，异常丰富，如黄鹂白鹭、莲池珍禽、海东青与猎犬，以及灌木鹡鸰、洲渚水鸟等，都是不见于同时代的其他瓷器和工艺品上的绝无仅有的纹样。

因此，宣德官窑生产的蟋蟀罐，器型虽然不多，但年款郑重，纹饰特别新颖而又丰富。当时的御器厂在这些蕞尔之物上肯花费如此之多的功夫，显然是为了投合皇帝的促织之好。

宣德十年（西元）正月，宣宗皇帝去世，其皇位由他年仅八岁的儿子——正统帝朱祁镇继承。朝政由宣德帝的母亲太皇太后张氏与元老重臣杨士奇、杨荣、杨溥执掌。太皇太后张氏在宣德帝死后的当年，就发布了如下命令：将宫中一切玩好之物、不急之务悉皆罢去，革中官不差。

这道诏令当为宣宗补过，其中的“不急之务”必指奢侈品的生产和花木虫鸟的搜刮。停止这些活动并“革中官不差”，显然是为了让民休息而采取的善政。罢去的“玩好之物”，必直指好斗擅鸣的蟋蟀以及宣德帝为养虫与斗虫的需要而命令景德镇御器厂烧造的极其精美而又奢华的蟋蟀罐。

故流传至今清宫旧藏宣窑瓷器多件当中，蟋蟀罐一件都没有，显然是与当年禁令所致。正因为如此，后世更加视之为宣窑之极品。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所言：“今宣窑蟋蟀罐甚珍重。其价不减宣和盆也。”近人徐珂辑《清稗类抄·著述鉴赏》王丹思条：“（宣德）宫中贮养蟋蟀之具，精细绝伦，故后人得宣窑蟋蟀盆者，视若奇珍。”

由以上二条文献记载可知，自明代以降，宣窑蟋蟀罐确实有流传于世，为宫外诸家所珍重。为什么还有一些宣窑蟋蟀罐仍然流传于世呢？这很有可能是宣德帝赏赐臣工的礼物，因为明代文献有宣德赐宠物于大臣的记载，如明人黄佐就记载过宣德三年（西元）宣德帝将十八笼鹦鹉分别赏赐给杨士奇等人的史实。如果这个推测不错的话，那么前述三罐就因离开紫禁城而侥幸地逃脱了“灭顶之灾”，这也许就是它们能在故宫以外的地方保存至今的原因。

目前，流传于世公认的宣窑蟋蟀罐，除前述故宫仿哥釉者之外，尚有香港苏富比年秋拍第45号拍品（坐盖式，图五）苏州博物馆藏（图六平盖式，缺盖，双圈六字两行竖款）】；日本户栗美术馆藏（平盖式，图七盖非原配，双圈六字两行竖款）。

图五明宣窑青花黄地瓜瓞纹蟋蟀罐（坐盖式）香港苏富比年秋拍第45号拍品

图六平盖式青花缠枝牡丹纹蟋蟀罐苏州博物馆藏

图七平盖式天马纹蟋蟀罐（盖不是原配）日本户栗美术馆藏

本品则是第五件，也是目前唯一可流通者，并且纹饰独特，是近年来新发现宣窑御制重器的杰出代表，与年珠山御窑出土者相互辉映，极大丰富宣窑的研究内涵，对于我们探讨宣窑蟋蟀罐当中相同的纹饰而不同的制式彼此烧造早晚的学术问题，极具个案价值。

拍品图3

日前于香江苏富比以四千多万港币成交，此宝仅存一半，然其气场不减，艺术成就更于不完美处倍见珍贵，也郑重向世人宣示永宣宫廷文艺经典之美。

如今，此宣窑御制青花鹰雁图蟋蟀罐沉寂人间数百年之后，再度面世，静静地述说宣宗一朝远去的文艺故事，吾辈有幸目睹并亲抚之，此等缘分至深，期盼识者宝之，亦相信未来若筹办佳器云集之中，必是耀眼明珠！

元青花云龙纹玉壶春瓶

记录：香港长风.11.30编号61成交价.5万港币

H:25.4cm

在元代九十余年的短暂历史中诞生的元青花瓷存世极少，“元青花在国外”“研究元青花只能学洋人”一度令中国陶瓷学术界汗颜。然而，就在江西，高安市博物馆便珍藏了国宝级文物元青花19件、釉里红4件，为举世公认的中国第一、世界第三、令人瞩目的元青花青花瓷作为我国具有民族特色的瓷器，在世界陶瓷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元青花以其大气豪迈气概和艺术原创精神，将青花绘画艺术推向顶峰，确立了后世青花瓷的繁荣与长久不衰。元青花瓷比较集中的存放在各大博物馆中，依其馆藏数量多少排名，第一当属土耳其伊斯坦堡托普卡比博物馆，收藏元青花40件；第二是伊朗德黑兰市阿特别尔寺，收藏元青花32件；第三个是中国江西省高安市博物馆，收藏元青花19件。这就是人们公认的元青花世界三大馆藏。

附图：明初青花云龙纹钵土耳其伊斯坦堡托普卡比博物馆藏

拍品与常见元青花瓷器繁密的布局不同，装饰简练，白釉之上绘三爪行龙盘于瓶身，所绘龙纹生动矫健，绘製技艺高超，使用进口青料，青花发色浓艳鲜丽，色泽明快。其简练的构图设计与北京故宫原清宫旧藏元蓝釉白龙小盘具异曲同工之妙（见载于《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颜色釉》，上海科技出版社，2年8月，图63》）。与拍品绘法相近者可见北京故宫的两例藏品：元青花龙纹梅瓶及牡丹龙纹罐，分别见载于《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青花釉里红（上）》图2和图3（上海科技出版社，2年8月）。另与拍品“回头龙”画法相同例，另见于土耳其伊斯坦堡托普卡比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以及美国波士顿艺术博物馆所藏，分别为明初青花云龙纹钵（见录于《伊斯坦布尔的中国宝藏》，土耳其外交部出版，年1月，图68）见附图；青花莲瓣杂宝云龙纹罐（见录于《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古代瓷器》，安徽美术出版社，年6月，图）；青花如意云肩铺首云龙纹罐（见录于《幽蓝神采—元代青花瓷特集》，上海书画出版社，年10月，图47）。

元青花花卉八方执壶

H:25cm

此执壶呈八方，喇叭口，束颈，垂腹，圈足微外撇。通体青花纹饰，腹部八面开光内绘花卉纹，肩部开光饰卷草纹。颈部饰蕉叶纹，一面置弯流上绘火焰纹，另一面置弧形把。近底部环饰莲瓣一周，足墙绘覆瓣纹。

此器一类的青花玉春瓶式八方执壶极为罕见。年北京保定出土窖藏文物中有一件器形略小但纹饰相若（其笔触较豪迈写意）的例子，载录于年北京出版《元青花》，70-71页。香港苏富比于年11月24日拍出另一例子，其形制相似但体形较小，其纹饰亦较繁缛，现为东京松冈美术馆珍藏，见年东京出版《ToyoTojiMeihinToroku》，图版61号。2年伦敦出版J.Carswell着《BlueandWhite：ChinesePorcelainAroundtheWorld》卷首插图亦载有一件近似例子，可资比较。

明成化青花龙纹“天”字罐

H:17cm

成化御窑冠绝古今，其首创的“天字罐”更属奇珍且影响深远，在清档记载中写作“成窑天字罐”。拍品罐直口、丰肩、圈足，内外施釉，釉色莹润透亮，腹部饰三爪龙纹，龙纹以青花绘就，昂首阔步，四周大小瓜果纹飘散，均以线描青花勾边。颈、胫部边饰为规整的蕉叶纹，上下呼应。底部书楷书青花“天”字款。成化“天”字底款来由，目前研究文献中归纳为以下几类：在《简易道德经》有“常言天，其究何也？昊曰：无题，为知其天也，空空旷旷亦天。”《说文解字》：“天——颠也至高无上，从一大，他前切。人之顶也。以为凡高之称。”明朝前程朱理学，奉天为尊，其基本观点为“存天理，灭人欲”，天理构成人的本质，在世间构成“三纲五常”。《尚书》：“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孟子?梁惠王下》：“吾之不遇鲁侯，天也。”天为万物主宰。台湾国立故宫博物院藏明成化天字款斗彩瓜瓞走龙纹盖罐天与天子、天家、天保九如常常紧密结合体现祈祷福寿、尊崇。文献记载有，《诗?大雅?常武》：“徐方既同，天子之功。”东汉蔡邕《独断》：“天子无外，以天为家，故称天家。”古代常用《千字文》文句字词编排次序，“天”字是《千字文》首句“天地玄黄”的第一个字。“天字第一号”通常指最大的、第一、最好、最高等等意思。成化天字罐首先肯定是官窑器物，为皇权贵族所用，天子款显示了瓷器做工质量、使用对象等多方面的至高、第一、尊崇，彰显社会对皇权的崇拜。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青年时做过和尚，其登基后对佛教有意加以扶持，成化时期佛教文化流行甚广。“天”在梵语中称“提婆”，与天上、天有、天趣、天道、天界等同义，系“十界”之一，构成佛教密宗法义。天子款亦不排除宣扬佛教教宗。成化时妈祖亦称“天妃”、“天后”、“天上圣母”。

俯视图

道教奉元始天尊为最高天神，教义讲究“天人合一”、“人天相应”、“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由此，天暗喻打破天命，追求长生之意。纵观世界博物馆，成窑天字罐完整器存世量仅11件，比成化斗彩鸡缸杯的存世量更加稀少、珍贵。此器虽未上斗彩，但仍具有较高的历史与艺术价值，堪为不可多得的收藏佳品。

清乾隆青花缠枝花卉纹钵

H:17.5cm

满清皇室笃信藏传佛教，尤以康雍乾三朝为最。至乾隆时期，藏传佛教的影响达到顶峰极致，乾隆皇帝更是从个人行为和国家行为两方面去实践着他的崇佛信念。他自诩为文殊菩萨，在世间化作轮转圣王之化身，有拯救众生、护持佛法的责任。时宮中广设佛堂，各式礼佛之器的制作也极为兴盛。本品青花缠枝花卉纹钵即属此类，不署年款，更体现着皇帝对佛祖的崇敬之意，不愧为一位“佛心天子”。

拍品新颖独特，造型源自佛教法器之钵盂，传世罕见。敛口，丰肩，尖圆底，无足。口沿一圈涩胎无釉，乃覆烧所致。内里无纹饰，透明釉光亮滋润，釉下可见规整的旋坯痕。外壁自上而下青花装饰三层纹饰带，分别为卷草纹、如意云头纹、六朵缠枝花卉纹，花朵样式两两相同，相对而置。青花发色稳定，浓重艳丽，纹饰疏朗自然，细部可见人为刻意的重笔点染，以追膜宣德青花所用苏料的黑褐斑效果。整器造型周正严谨，气质端庄肃穆。釉质莹润，蓝白分明，朗逸隽秀，不失为一件珍贵的乾隆朝礼佛之器。

拍品图2

查阅公开资料，与拍品相同的藏品见于故宫博物院、首都博物馆和北京雍和宫（参见附图1和2：《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青花釉里红》下册，页，图；《中国陶瓷全集清》下册，页，图）。

附图1：故宫博物院藏品

附图2：首都博物馆藏品

值得一提的是，相关专家在故宫藏品的出版资料中明确指出“此钵即为《乾隆记事档》中记载的，乾隆三年（）御窑厂唐英奉旨而照样烧造的‘宣窑青花钵盂缸’，……为乾隆皇帝修持密法之器”（参见《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青花釉里红》下册，页）。由此可见此器的特定用途与非凡品级。相同造型器还可见台北故宫所藏的乾隆时期青金石及铁制者（参见附图3和4：《贵贵琳琅游牧人—院藏清代蒙回藏文物特展》，页66，图26；页67，图27）。

附图3：台北故宫藏清乾隆青金石钵

附图4台北故宫藏清乾隆炕老鹳翎铁钵

需要说明的是，《清档》中提到的“宣窑青花钵盂缸”，检索目前所见的传世及考古发掘的宣德瓷器，有两例可比较，皆为青花缠枝莲纹，纹饰细节稍不同，分别藏于两岸故宫（参见附图5和6：《故宫博物院藏明初青花瓷》下册，页、，图文物编号故0078；《故宫藏瓷—明青花瓷（二）宣德（下）》，页、，图32）。

附图5：北京故宫藏宣德青花缠枝莲纹钵

附图6台北故宫藏宣德青花缠枝莲纹钵

另有年景德镇珠山东门头出土的一件永乐白釉金彩花卉纹敛口钵（参见附图7:《景德镇出土元明官窑瓷器》，页，图84），可资比较。由于此钵底部尖圆，无法独立端置，尚附有镂雕如意莲瓣纹几式铜座，与故宫博物院藏的一件朗吟阁款铜钵形盖炉（参见附图8：故宫博物院数字文物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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